国学复兴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
发布时间：2022-11-03 09:11:58作者：法华经原文网
国学复兴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
资料图
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刊100周年了。在“复兴国学”的现实面前，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，值得玩味。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，国学的衰落，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，新青年们“非儒”、“非孝”、“非礼”，“打孔家店”，在反国学。今天有不少人觉得新文化运动中批判“孝道”、“礼教”，违背常理，匪夷所思。甚至有人站出来为纲常名教辩护，说“打孔家店”打错了对象，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不在“儒表”，而在“法里”。那么，“打孔家店”，打错了吗？
要回答这一问题，必须回到历史，尊重历史。从中国封建王朝到“五四”前夜，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不如说是国人难以承受的重负。其中，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，兼具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，难脱干系。关于“打孔家店”的起因，学界从民国初年的复辟、专制、国教运动等角度，已多有探讨。倘若认为这些理由尚不充分，不妨拉长镜头看看儒学在清代的表现。
兹以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“礼教”为例。以礼为教，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。先秦时期提倡礼教者不限于儒家，但以儒家最具影响。中国被奉为礼仪之邦，儒学贡献大焉。从原初义上说，所谓“君令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夫和妻柔”，是对称关系。然而现实生活中，礼教却成了君对臣、父对子、男对女的单向要求。曾国藩在写给长子纪泽的家书曾明确说：“君虽不仁，臣不可以不忠；父虽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；夫虽不贤，妻不可以不顺。”曾国藩被推为“一代儒宗”，他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，真实地道出了礼教的本质。
到清代，礼教已是严重病态，它扭曲人性，制造愚民。什么样的文化，造就什么样的国民。对于忠臣义士、孝子节妇来说，礼教寄托了他们的人生信仰，代表了其人生意义。他们甘愿为礼教而献身，他们去世后，又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。有清一代，为礼教殉身者数目惊人。礼教名目更是五花八门。在浙江地区，不仅妻子要为亡夫“守节”，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，名曰“守清”；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，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，谓之“慕清”。诸如此类的记载，在《清实录》、地方志中不胜枚举。礼教已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，而多数民众身陷其中，混然不觉。
礼教由先秦的文明象征，至此已沦为社会不平等的渊薮，适同杀人的凶器。正是有鉴于此，1916年2月，陈独秀发表《吾人最后之觉悟》指出：孔孟礼教贯彻于国民之伦理、政治、社会制度、日常生活者，至深且广。“伦理的觉悟，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。”他们决绝地向“孔家店”尤其是礼教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攻。“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！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！”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和吴虞的《吃人与礼教》，以“吃人”来形容礼教的罪恶，由上观之，难道过分吗？胡适等人发表《论贞操问题》、《论女子为强暴所污》、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、《说孝》、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、《我之节烈观》等文，批判忠孝节义等儒家观念，正是对症下药。
换一个方面，辩证地看，“打孔家店”与其说是在破坏中国文化，不如说是刮骨疗毒，旧邦新命，打造“真国学”。
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儒学，抨击礼教，但并不反对中国文化的真精神。我们可借助钱玄同《孔家店里的老伙计》一文予以分析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，钱玄同于192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值得重视。他把“孔家店”分为两类，陈独秀、易白沙、吴稚晖、鲁迅、周作人等人打的是“冒牌的孔家店”，胡适、顾颉刚等打的是“老牌的孔家店”。
所谓“冒牌的孔家店”，就是说，陈独秀等人所批判的并不是“真孔学”。陈独秀在《孔教研究》等文中曾表示，他“反对孔教，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，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”。李大钊也承认，孔子确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和价值，他掊击孔子，“非掊击孔子之本身，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”。可见，新文化运动的主帜“打孔家店”，主要是打虚假的病态的孔学。
所谓“老牌的孔家店”，指的是历史上的孔学，也可以说是“真孔学”。胡适等人发起“整理国故”运动，的确对儒家学说形成了强有力冲击。
用发展的眼光看，今人所云之“国学”，正是中国文化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产物。中国传统文化到“五四”前夜已是积重难返。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、“打孔家店”、“整理国故”，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得以洗炼淘涮，刮垢磨光，在自我批判的苦痛中实现自我提升。
总之，国学的衰落，并不源于新文化运动。国学之“复兴”，则可从新文化运动算起。当下“复兴国学”，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新文化运动，否定“打孔家店”。《大学》说：“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。”无论对于国学，对于新文化运动，我们都应秉持这样的态度，方不致迷失前进的方向。（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）
资料图
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刊100周年了。在“复兴国学”的现实面前，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，值得玩味。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，国学的衰落，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，新青年们“非儒”、“非孝”、“非礼”，“打孔家店”，在反国学。今天有不少人觉得新文化运动中批判“孝道”、“礼教”，违背常理，匪夷所思。甚至有人站出来为纲常名教辩护，说“打孔家店”打错了对象，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不在“儒表”，而在“法里”。那么，“打孔家店”，打错了吗？
要回答这一问题，必须回到历史，尊重历史。从中国封建王朝到“五四”前夜，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不如说是国人难以承受的重负。其中，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，兼具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，难脱干系。关于“打孔家店”的起因，学界从民国初年的复辟、专制、国教运动等角度，已多有探讨。倘若认为这些理由尚不充分，不妨拉长镜头看看儒学在清代的表现。
兹以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“礼教”为例。以礼为教，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。先秦时期提倡礼教者不限于儒家，但以儒家最具影响。中国被奉为礼仪之邦，儒学贡献大焉。从原初义上说，所谓“君令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夫和妻柔”，是对称关系。然而现实生活中，礼教却成了君对臣、父对子、男对女的单向要求。曾国藩在写给长子纪泽的家书曾明确说：“君虽不仁，臣不可以不忠；父虽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；夫虽不贤，妻不可以不顺。”曾国藩被推为“一代儒宗”，他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，真实地道出了礼教的本质。
到清代，礼教已是严重病态，它扭曲人性，制造愚民。什么样的文化，造就什么样的国民。对于忠臣义士、孝子节妇来说，礼教寄托了他们的人生信仰，代表了其人生意义。他们甘愿为礼教而献身，他们去世后，又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。有清一代，为礼教殉身者数目惊人。礼教名目更是五花八门。在浙江地区，不仅妻子要为亡夫“守节”，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，名曰“守清”；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，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，谓之“慕清”。诸如此类的记载，在《清实录》、地方志中不胜枚举。礼教已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，而多数民众身陷其中，混然不觉。
礼教由先秦的文明象征，至此已沦为社会不平等的渊薮，适同杀人的凶器。正是有鉴于此，1916年2月，陈独秀发表《吾人最后之觉悟》指出：孔孟礼教贯彻于国民之伦理、政治、社会制度、日常生活者，至深且广。“伦理的觉悟，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。”他们决绝地向“孔家店”尤其是礼教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攻。“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！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！”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和吴虞的《吃人与礼教》，以“吃人”来形容礼教的罪恶，由上观之，难道过分吗？胡适等人发表《论贞操问题》、《论女子为强暴所污》、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、《说孝》、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、《我之节烈观》等文，批判忠孝节义等儒家观念，正是对症下药。
换一个方面，辩证地看，“打孔家店”与其说是在破坏中国文化，不如说是刮骨疗毒，旧邦新命，打造“真国学”。
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儒学，抨击礼教，但并不反对中国文化的真精神。我们可借助钱玄同《孔家店里的老伙计》一文予以分析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，钱玄同于192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值得重视。他把“孔家店”分为两类，陈独秀、易白沙、吴稚晖、鲁迅、周作人等人打的是“冒牌的孔家店”，胡适、顾颉刚等打的是“老牌的孔家店”。
所谓“冒牌的孔家店”，就是说，陈独秀等人所批判的并不是“真孔学”。陈独秀在《孔教研究》等文中曾表示，他“反对孔教，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，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”。李大钊也承认，孔子确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和价值，他掊击孔子，“非掊击孔子之本身，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”。可见，新文化运动的主帜“打孔家店”，主要是打虚假的病态的孔学。
所谓“老牌的孔家店”，指的是历史上的孔学，也可以说是“真孔学”。胡适等人发起“整理国故”运动，的确对儒家学说形成了强有力冲击。
用发展的眼光看，今人所云之“国学”，正是中国文化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产物。中国传统文化到“五四”前夜已是积重难返。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、“打孔家店”、“整理国故”，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得以洗炼淘涮，刮垢磨光，在自我批判的苦痛中实现自我提升。
总之，国学的衰落，并不源于新文化运动。国学之“复兴”，则可从新文化运动算起。当下“复兴国学”，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新文化运动，否定“打孔家店”。《大学》说：“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。”无论对于国学，对于新文化运动，我们都应秉持这样的态度，方不致迷失前进的方向。（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）
